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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古代市場經濟理論探微

    時間:2020-01-19 13:14:32 編輯:凈溪知網查重

    摘  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毋庸置疑,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實踐基礎, 而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深入探尋市場經濟的思想淵源, 讓中華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氣。


      關鍵詞:  市場經濟理論,中國思想溯源


      很長時間以來, 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誤解, 認為市場經濟是西方的“舶來品”。但事實上, 中國有超過2000年的市場經濟探索史, 戰國到西漢以及唐宋時期產生了兩次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 而普遍認為的明清之際的資本主義萌芽已經是第三次, 也是對兩宋時期萌芽的深化。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早在1910年就指出, 中國宋代已經開始了近代化, 比歐洲“文藝復興”早了幾百年, 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都產生或光大于宋代, 包括鋼鐵冶煉在內的很多工業生產大大超過六七百年之后的英國工業革命成就。實踐上, 中國有比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工業革命早得多的市場經濟探索史, 理論上又如何呢?亞當·斯密一直被公認為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 但經過深入研究, 我們發現, 市場經濟理論“自由放任”這一核心思想不僅可以追溯到《貨殖列傳》《道德經》, 而且這兩部典籍中所提出的人類與生俱來的求富欲望, 利他以自利的市場交易途徑, 術有專攻、因時而變的市場主體技能, 以及多層次的市場治理手段等思想, 其中一些方面比《國富論》的論述更為深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毋庸置疑,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實踐基礎, 而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深入探尋市場經濟的思想淵源, 讓中華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一、《國富論》中的市場經濟理論、影響及其問題


      1776年問世的《國富論》總結并系統描述了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 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 斯密也由此被公認為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國富論》主要在兩個地方明確闡述了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一是在“論分工的起因”中, 斯密認為, 為了生存與發展, 人幾乎總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幫助, 但是單憑人們的善意, 他是無法得到這種幫助的, 為此只能通過交換, 這就是交易的通義;二是在“論限制進口國內能生產的商品”中, 斯密強調, 一個企業主之所以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是支持國外產業, 考慮的只是他自己資本的安全, 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與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一樣, 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并不想要達到的目的, 因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圍繞這一市場經濟理論, 斯密在《國富論》中研究了分工、貨幣、價值與價格、分配、資本積累等諸多方面的問題, 提出了一系列影響后世的學說。


    中國古代市場經濟理論探微


      毋庸置疑, 斯密及其《國富論》的影響廣泛, 但其原創性卻一直飽受爭議。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馬克·布勞格強調:“人們不能說斯密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坎替隆、魁奈和杜爾閣更有資格享有那個榮譽。”熊彼特、羅斯巴德等也都對《國富論》的創新性提出質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放任和分工一直以來都為世人所稱道, 對后世影響巨大且毫無爭議, 但都非斯密原創, 那么它們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羅斯巴德為它們尋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則強調這些西方根源的東方淵源, 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貨殖列傳》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經》。


      二、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農學派淵源


      重農主義體系的精髓是“自然秩序”, 而自然秩序的精髓是個人權益與集體的共同利益永遠不會被割裂開來, 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 它才能實現, “社會運動是自發的而不是人為的, 一切社會活動所顯示的追求快樂的愿望, 不知不覺地使理想的國家形式得到實現”, 這無疑是很明顯的“自由放任”。羅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 重農主義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 輕蔑地卸下重商主義的所有包袱, 他們提倡國內外完全的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 取消補貼、壟斷權或限制。”法國重農學派宗師魁奈與當時“改革開放”啟蒙時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 包括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一樣, 都崇尚自然, 一直視中國為標桿, 因為中國一直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社會, 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則。但在啟蒙方向上有所差別:后者側重對公眾的知識普及與教育, 而魁奈在啟蒙時代就尋求將我們現在所稱的“經濟學”還原為一門基礎性的科學學科。


      重農學派對斯密及其市場經濟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不僅為斯密準備了很多他“永遠不會想到的問題”和“永遠不會想到的詞匯”, 而且在經濟自由的論述方面也比斯密更為透徹、全面。斯密重農業、輕工業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國好友杜爾閣, 以及與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國重農學派宗師魁奈。事實上, 杜爾閣和魁奈對《國富論》所強調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 杜爾閣為指導兩個中國學生做好中國問題調查時完成了一本《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冊子, 對分工的重要性、貨幣 (包括資本與利息) 理論等方面研究頗深。而魁奈已經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 且在關于自發的經濟結構、經濟生活中個人利益的持續作用、作為政治經濟學基礎的自由等方面也有著深刻分析。


      三、重農學派經濟思想的中國淵源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國重農學派, 那么重農學派的思想又源于何處呢?馬弗里克對魁奈的重農學派與孔子、孟子等中國思想家的關系有深刻研究, 他認為, 魁奈及其追隨者們是那個世紀深深崇拜中國的歐洲運動的頂峰。魁奈的一位學生指出:“我們知道, 只有中國人, 他們的哲學家, 從遠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貫徹, 他們稱之為法則或‘天道’, 他們的一切措施, 都根據于這一個原則:順乎天意。”除了天道, 重農學派還受到中國哲學哪些影響呢?一位追隨者在魁奈葬禮上的悼詞說, 孔子的整個教義, 目的是“……愛鄰如己, 克己復禮, 以理制欲。非理勿為, 非理不念, 非理勿言。對這種宗教道德的偉大教言, 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 但最主要的部分還未做到, 即行之于大地, 這就是我們老師的工作, 他以特別聰睿的耳朵, 親從我們共同的大自然母親的口中, 聽到了‘純產品’的密理”。由此我們知道, 重農學派的理論來源包括孔子的儒學和宋明理學, 也清楚地看到魁奈這位“歐洲的孔子”作為孔子事功在歐洲的直接繼承人, 在中國學說基礎上做出的“新貢獻”。


      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國專著《中國對重農主義學說的產生和發展之影響》認為, 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農業思想、合法專制主義、經濟循環理論等方面, 中國經濟思想和魁奈經濟學非常相似。魁奈的一位同時代人曾說他缺乏新創見解, 為什么呢?因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來自中國。談敏認為, “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原則, 實際上主要是中國儒家的無為思想之變形”, 如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和“垂拱而天下治”等。


      四、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的認祖歸宗


      隨著18、19世紀西方對中國了解越來越深入, 特別是20世紀以來, 已經形成一個越來越明顯的共識, 那就是尋找“自由放任”的道家淵源, 包括老子的《道德經》以及司馬遷的《貨殖列傳》。


      (一) 西方逐漸認識道家


      道家哲學對西方影響的研究至少可追溯到法國啟蒙運動稍晚的時候, 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講到中國哲學時寫道:“中國人承認的基本原則是理性——叫作道, 道為天地之本, 萬物之源, 中國人把認識道的各種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學術……老子的著作, 尤其是他的《道德經》, 最受世人崇仰。”20世紀以來, 這一認識更加深入。利奇溫在《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中詳細分析了20世紀以來老子對西方深刻而全面的影響:由于當時世界所謂的機械化、工業化、人的異化而引起巨大的“人類墮落”的悲觀, 很多人對19世紀攻城略地、征服自然的狂躁的人類文化已經失去信心, 無論是老子, 還是后來的盧梭、托爾斯泰, 都對習慣法、道德和一般文明等制度的虛偽性持有懷疑態度, 而“順乎自然”成為了當時不斷發生的“青年運動”的口號之一。利奇溫概括了老子學說連接西方青年一代的三大環節:向內心發展、虛靜為道、回歸自然, 并認為在當時的歐美, “老子被視為一位偉大的先覺人物, 《道德經》變為當代一代人溝通東西的橋梁”。當代哲學家克拉克于20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之交陸續完成了“東方三部曲”:《榮格與東方思想:與東方的對話》《東方式啟蒙:亞洲與西方思想的相遇》《西方之“道”:道家思想下的西方轉型》, 最后一本著作對道家思想的源流、內涵以及西方世界對道家的解讀做了完整的梳理, 系統、全面地研究了道家思想對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影響。


      (二) “自由放任”的認祖歸宗


      早在1964年斯賓格勒就已研究過道家和司馬遷的自由放任主張, 但遺憾的是, 作者認為, 司馬遷只是一個不成功的自由放任提倡者, 并未對西方的經濟理念產生什么影響。不過30多年后, 他對司馬遷的評價發生了根本的逆轉, 甚至認為兩個非常熟悉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典籍的中國學生與杜爾閣的交流傳達了司馬遷的“自由放任”主張, 并對斯密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楊格不僅認為司馬遷首創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若水之趨下”, 而且很深刻地指出, 司馬遷的“看不見的手”比斯密闡述得更加明確、清晰, 因為司馬遷將之與價格機制做了直接的關聯——“物賤之征貴, 貴之征賤”, 遍觀《國富論》, 無此清晰、明白的表達。因此, 司馬遷被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家”。


      對于道家和老子, 羅斯巴德認為, 老子是“最值得關注的中國政治哲學家”, “道家是世界上第一個自由主義者”, “作為第一個認識到政府干預的系統后果的政治經濟學家, 老子在援引人類的共同經驗之后, 得出了他的富有洞察力的結論:‘天下多忌諱, 而民彌貧……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 因此, “最聰明的辦法是使政府保持簡單和無為”:“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對于司馬遷, 羅斯巴德認為“是一位自由放任的捍衛者”, 并認識到了“人是財富的本能的追求者”, “專業化和分工以一種有序的方式對市場……產生影響”, “自由市場是自我管制的”, 并“傾向于自我矯正”, 所謂“人各任其能, 竭其力, 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 貴之征賤, 各勸其業, 樂其事, 若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 不召而自來, 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 而自然之驗邪。”而具體的“自我矯正”方法則是“通過企業家對時機保持敏銳目光”:“與時逐而不責于人, 故善治生者, 能擇人而任時。”


      (三) 《貨殖列傳》與《道德經》的市場經濟思想


      自18世紀末, 特別是20世紀以來, 國外學者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研究越來越深入, 但這些國外學者的研究終究難以系統地呈現《貨殖列傳》《道德經》中所蘊含的市場經濟思想。


      首先, 《貨殖列傳》深刻闡述了斯密“經濟人”的思想, 以及利他才能自利的途徑, 且這種“利他以自利”的思想比斯密純粹“自利”的“經濟人”假設更加合理、科學。一方面, 人類在基本需求上,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 口欲窮芻豢之味, 身安逸樂, 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 但另一方面, 要想滿足這些欲求, 就需要利他以利己, 需要分工合作, 因此, 《貨殖列傳》主張:“人各任其能, 竭其力, 以得所欲。”如果沒有分工合作, 就沒有家庭的富裕、國家的富強、社會的繁榮與進步, 正所謂:“農不出則乏其食, 工不出則乏其事, 商不出則三寶絕, 虞不出則財匱少……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 原小則鮮。上則富國, 下則富家。貧富之道, 莫之奪予。”通過分工合作, 市場交易, 在利他基礎上實現人的自利, 在滿足別人不同類型、不同層次需求的基礎上滿足自己的各種需求, 乃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司馬遷對分工合作、利他才能利己的多層次作用的強調, 事實上已經超出了斯密對分工重要性的分析, 原因在于:斯密對分工的分析僅限于微觀層次的效率與效果。基于這一人性假設, 在宏觀管理上, 老子深刻地指出:“圣人無常心, 以百姓心為心。”


      其次, 在市場運行與價格機制上, 正如楊格所指出的:《貨殖列傳》也比《國富論》闡述得更清楚, 比如“貴上極則反賤, 賤下極則反貴”。因此, 在價格的高點賣出要毫不吝嗇, 正所謂“貴出如糞土”;在價格的低點買進要毫不遲疑, 正所謂“賤取如珠玉”。因此, 市場主體應該“旱則資舟, 水則資車”。


      再次, 正如羅斯巴德所分析的, “自由市場是自我管制的”, 并“傾向于自我矯正”。老子反復告誡, “行于大道, 唯施是畏”, 強調遵循天下大道, 切忌自以為是, 以為自己萬能, 以為計劃萬能, 但遺憾的是“大道甚夷, 而人好徑”, 結果只能是“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為此, 老子推崇“無為而治”的思想, 認為應當“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做到“不出戶, 知天下;不窺牖, 見天道……是以不行而知, 不見而明, 不為而成”。然而, 為何看上去放任自流、“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的無為之治, 反而能夠導致“我無事而民自富”“民莫之令而自均”?原因在于:任何市場主體都具有與生俱來的求富欲望, 希望獲得財富以更好地滿足自己的需求, 所謂“富者, 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農工商賈畜長, 固求富益貨也”。而市場主體需要術業有專攻, 并通過不斷嘗試、不斷實踐來積累知識和經驗以達成這一求富欲望, 正如商圣白圭那樣, “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 非茍而已也”, 只有通過反復的試驗, 發現各自的專長, 才能在市場上取得成功。市場主體經過市場的摸爬滾打, 積累經驗教訓, 皆可以“取與以時而息財富”, 達到“其智足與權變, 勇足以決斷, 仁能以取予, 強能有所守”的程度, 才能“猶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 商鞅行法”, 在市場競爭中做到游刃有余。


      最后, 《貨殖列傳》還提出了有效的治理之道:“故善者因之, 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誨之, 其次整齊之, 最下者與之爭。”意思是, 對于政府而言, 最好的治理策略首先是營造良好的環境, 讓市場主體充分發揮各自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 通過利他以實現自利;其次, 通過推行有效的政策, 來引導百姓去追求各自的財富與幸福;其次, 如果百姓知識與能力不足, 就通過教育的方式讓他們掌握相應的技能, 以“授人以漁”的方式幫助他們去追求富足與安康;再次, 需要運用適當、適量的刑罰來規范市場的運行;最糟糕的治理方式則是“與民爭利”。顯然, 在斯密的《國富論》中, 對上述多層次的治理手段缺乏清晰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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