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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原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及其貢獻-凈溪知網查重

    時間:2020-01-12 13:27:45 編輯:凈溪知網查重

    摘    要: 陳原先生是中國社會語言學的主要開創者, 也是中國語言規劃活動的領導者和理論研究的先行者。陳原先生為中國社會語言學學科建立了理論框架, 為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確定了比較寬泛的研究范圍, 還在語言污染、語言靈物崇拜, 語言變異與規范, 新詞新語研究, 詞典編纂理論, 漢語漢字研究的定量分析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文章還把先生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分為三個時期, 探討了先生的社會語言學學術思想來源, 先生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在國內外的影響。


      關鍵詞: 陳原; 社會語言學; 貢獻; 分期; 影響;

     

     


      一、引言


      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有兩個明顯的發展方向, 一個是學科不斷細化和精密化的方向, 另一個是多學科交叉整合的方向。在語言學研究領域, 結構主義語言學和轉換生成語言學是第一個方向的代表, 社會語言學是第二個方向的代表。兩者的研究, 共同推動了語言學研究。由于社會語言學不僅僅研究語言, 還要研究使用語言的社會, 解決因語言使用出現的語言問題, 因此研究的范圍也就更加廣泛, 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樣, 研究的難度更大。


      從事社會語言學研究不僅需要對語言的結構有深入的了解, 對使用語言的社會生活也需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沒有豐富的社會生活知識, 要做好社會語言學研究是有困難的。陳原先生在長期的語言文字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和語言知識, 具備了從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優越條件, 在西方社會語言學出現以后, 他很快就能根據中國的國情, 獨自開辟出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新天地, 為中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領航。


      陳原先生從30年代起從事出版工作和拉丁化、世界語運動。同時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地理和語言文字。先生興趣廣泛, 工作經歷豐富, 涉獵方方面面, 自稱“雜家”, 人稱“多面手”。發表的成果涉及教材、書評、游記 (人和書) 、出版文集、社會語言學、譯著等。先生自己覺得廣泛的涉獵對于后來他從事社會語言學研究很有幫助 (《陳原語言學論著》第867頁) 。


      陳原先生是中國著名的出版家, 翻譯家和社會語言學家。先生不僅是語言規劃活動的實踐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也是語言規劃研究的理論家。


      二、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主要貢獻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 國際上社會語言學學科就已經形成。由于中國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 社會動蕩不安, 處于封閉狀態, 學術界很少人能接觸到社會語言學這個學科。1973年, 陳原先生出訪日本, 接觸到許多英文和日文書籍, 第一次接觸到英國社會語言學家特魯吉爾 (Peter Trudgill) 的《社會語言學導論》。這是陳原先生得以了解社會語言學的第一本社會語言學著作。后來由于《現代漢語詞典》受到批判, 先生為此不服氣, 埋頭鉆研社會語言學, 把詞典編纂學同社會語言學聯系起來, 寫了系列文章。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 先生在對文化大革命許多奇怪語言現象反思批判的基礎上寫成了小冊子《語言與社會生活》。這本書出版后得到讀者的喜愛, 在社會上引起熱烈的反響。先生也因此走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之路, 成為中國社會語言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先生對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八個方面。


      第一, 先生為中國社會語言學學科建立了理論框架。對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都進行明確的論述。在《社會語言學》 (陳原1983:1) 中, 他指出了社會語言學的跨學科性質, 認為社會語言學是一門邊緣學科, 一門獨立的人文學科, 是社會學與語言學的鄰接科學, 并受信息論、控制論等自然科學領域的影響。社會語言學的任務在于描述“語言與社會結構的共變” (陳原1983:3) 。對于社會語言學的定量分析, 他認為定量與定性不是一組對立物, 兩個事物不在同一平面上。語言量的測定非常廣泛, 包括音素、詞素、字頻與詞頻、句子結構和表現法的排列等等, 還要處理好語言的模糊性與定量分析的準確性之間的關系 (陳原1998:608) 。


      第二, 在《社會語言學》 (陳原1983) 一書中, 先生為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確定了比較寬泛的范圍, 涉及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思維、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信息、語言與交際、語言規劃、模糊語言、語言接觸、術語問題、禁忌語、委婉語、國際通用語、雙語社會、語言感情 (語言態度) 等。先生所確立的范圍是廣義社會語言學的范圍, 包括宏觀社會語言學和微觀社會語言學, 費希曼等人的語言社會學也屬于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


      第三, 語言污染、語言靈物崇拜是先生首次在《語言與社會生活》 (1980) 一書中提出來的。語言污染, 指的是濫用外來詞引起的語言使用混亂問題。語言靈崇拜指賦予語言文字超人的神秘力量并加以崇拜的社會現象。先生通過對這一現象的來源和發展的深入剖析, 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語言靈物崇拜的批判, 在當時的社會上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不僅讓人們認識到現代語言迷信的荒唐可笑, 也讓人們對語言文字的功能有了正確的看法。


      第四, 先生在《社會語言學專題四講》中 (陳原1988) , 在第一講“變異”中指出, 非規范化一方面沖擊著規范化, 一方面又豐富了語言, 豐富了詞匯, 豐富了語言的表達方法。非規范化同規范化是矛盾的統一體。矛盾斗爭的結果, 達到一個內穩態 (homeostasis) , 就是達到自我平衡。文章從社會語言學角度探討語言變異與語言規范的辯證關系, 這對形成科學的語言規范觀起到重要的作用, 也為國家制訂科學的語言規劃提供了重要理論參考。


      第五, 先生重視新詞新語研究, 并且身體力行, 出版了《在語詞的密林里》 (塵元1991) , 《重返語詞的密林》 (陳原2002) 。先生還發表了《關于新語詞的出現及其社會意義》 (陳原1984) 《新語詞:社會語言學的考察》 (陳原1998) 《新語詞結構的若干特征》 (陳原1998) 等論文。對新詞新語的定義、特征和社會意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先生認為對新詞語的考察, 不能局限于印刷品 (書籍報刊) , 而應該擴大到街頭巷尾的文字或對話, 擴大到人群 (社會成員) 中日常的語言交際活動。


      第六, 詞典編纂理論研究。上世紀70年代中期, 先生在接觸社會語言學后, 對語言學的新趨勢有了了解, 在詞典編纂學的內涵和方法方面, 受到啟發, 因而能夠堅持真理, 自覺抵制對來自那些缺乏語言學常識, 在詞典編纂方面無知的政治流氓的批判。他把詞典編撰學與社會語言學理論結合起來撰寫的五篇系列論文, 不僅內容豐富深刻, 而且文字優美, 受到讀者的喜愛。這五篇論文分別是:《釋“一”———關于詞典收詞、釋義的若干問題隨想》《釋“大”———關于詞典學、語匯學和社會語言學若干問題的隨想》《釋“鬼”———關于語義學、詞典學和社會語言學若干現象的考察》《釋“典”———關于詞書的記錄性和典范性以及詞書的社會職能》《釋“九”———關于漢語書寫系統的社會語言學考察》 (陳原1998) 。他認為詞書是沒有階級性的, 不應該硬把政治內容塞進詞書里去。詞典要推陳出新, 內容要不斷更新, 編纂方針、編輯體例、編排、裝潢等都要不斷革新。關于詞書的規范, 先生主張辭書編纂家要在國家規范的指導下, 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敢于超越規范。不要漠視社會規范的變化和它引起的語言變異, 不要單純地采取“嚴防死守”老規范和語言凈化主義的立場。先生的這些思想, 對于后來中國辭書界有關規范化的兩次激烈爭論, 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七, 先生對漢語漢字研究的定量分析進行了深入研究, 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議。在擔任國家語委主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所長期間, 先生支持、倡導和策劃了現代漢語若干要素定量分析工作, 主要是字頻測定、常用字測定和通用字測定。現代漢語字頻測定的成果1985年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 其結果是中國語言文字研究由以往的定性分析過渡為從定量到定性分析的一次具體實踐, 開辟了語言文字研究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的新局面 (王均1995:194) ;常用字測定的成果是《現代漢語常用字表》, 1988年1月26日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聯合發布;通用字測定的成果是《現代漢語通用字表》, 1988年3月25日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布。2013年6月5日國務院公布的《通用規范漢字表》是在以上兩表基礎上制訂的。《通用規范漢字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配套規范, 是現代記錄漢語的通用規范字集, 體現著現代通用漢字在字量、字級和字形等方面的規范。《通用規范漢字表》共收錄漢字8105個。


      第八, 為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隊伍的建設貢獻力量。先生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 團結了所內外一批著名學者 (王均、陳章太、曹先擢、陳建民等) 進行社會語言學研究。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帶社會語言學研究生, 在學術會議上作報告和到高校做講座演講。《新語詞:社會語言學的考察》 (陳原1998) 一文就是1986年在高校演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


      三、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分期


      陳原先生的廣博知識形成了后來社會語言學研究的跨學科特色。先生的社會語言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陳原語言學論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三卷本中。先生的社會語言學研究道路大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 醞釀期 (1979年前) ; (二) 形成期 (1979-1983年) ; (三) 成熟與發展期 (1984-2004) 。


      (一) 醞釀期 (1979年前) 。


      這一時期先生的研究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多種學科。他年輕時也自稱是“文學青年”, 發表過散文、雜文、書評、新詩等作品, 翻譯過蘇聯的電影文學腳本 (《列寧在一九一八》1939) 和話劇 (《莫斯科性格》1949) ;他曾經涉足地理學, 編寫過《中國地理基礎教程》 (陳原1940) ;因工作需要鉆研過國際政治, 1947年在上海為《時代日報》撰寫每周國際評論的文章, 1960年代初為《紅旗》雜志每期寫一篇批評霸權主義的小評論;他對美術和音樂也發生過濃厚的興趣, 翻譯過兩部有關音樂的著作。他還曾經熱衷于世界語運動和中國文字改革。這些經歷為他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知識。難怪他把語言、音樂、雕塑、繪畫、建筑融為一體, 看成都是傳遞信息的媒介。


      這一時期發表的與社會語言學有關的論著主要涉及文字改革和出版工作方面的內容。先生30年代就參加了拉丁化運動的討論, 主張采用拼音文字。見《陳原語言學論著》 (三) 第39-49頁《漢字的改革運動》《中國語拉丁化的理論與實際》《中國拉丁化分區問題》等文章。


      1940年《垂死時代的語言渣滓》 (見《陳原語言論著》61-63頁) 論述了語言與時代變化的關系:“時代變更了, 前個時代的語言渣滓卻遺留著, 但是語義卻因慣用而起了變化”。自稱這是在唯物辯證法指導下分析語言現象的論文。


      (二) 形成期 (1979-1983年)


      這一時期先生出版了兩部代表作, 一部是《語言與社會生活》 (陳原1980) , 另一部是《社會語言學》 (陳原1983) 。《社會語言學》一書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論框架, 是既有較高社會語言學理論, 又密切結合中國社會實際的中國社會語言學的一部開山之作。該書文風樸實、生動, 可讀性強, 不是搞語言學的也能讀懂。吸引了一些原來不是從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學者來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這兩本著作與西方社會語言學論著不同的特點主要表現在有關語言靈物崇拜、語匯變異 (西方側重語音) , 方法上重視辯證唯物論, 重視語言的群體變異 (柳鳳運等1997:71) 。


      (三) 成熟與發展期 (1984-2004) 這一時期代表作是《社會語言學專題四講》 (陳原1988) 、《語言和人———應用社會語言學若干探索》 (陳原1994) 、《社會語言學論叢》 (陳原1991) 。


      《社會語言學專題四講》專門論述語言變異、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交際和社會語言學的定量分析。《語言和人———應用社會語言學若干探索》進一步闡釋語言變異、語言接觸、語言與信息等重要問題。《社會語言學論叢》收集了先生1981年至1986年撰寫的專題論文以及演講記錄、報告提綱、研習札記等, 包括語言與社會、語詞與語匯學、現代化與規范化、語言與信息、術語和術語學等五部分。這些成果進一步深化了《社會語言學》一書中建立起來的理論框架, 例如有關定量分析, 語言變異與規范的關系, 新詞新語等內容都是這一時期深入闡述的重要問題。


      1998年在《廿一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丘成桐等1998) 中提出中國語文廿一世紀將面對的十個重要問題, 對中國的語言規劃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先生認為“漢字文化圈”是不存在的, 是一個不科學的術語。先生不贊同二十一世紀是漢語的世紀的提法。先生認為,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多元文化和多語言的世紀。即使中國強大了, 國際上學漢語的人多了, 也不能說、不應說、不必說廿一世紀是什么“漢語的世紀” (丘成桐等1998:36) 。這些論述表明先生具有學術遠見和胸懷, 對當前某些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具有警醒作用。


      四、社會語言學學術思想的來源


      陳原先生社會語言學學術思想的來源有著廣泛的古今中外學術根基。他從小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 跟二叔公學習過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 大學階段學習的是工科, 掌握了比較扎實的自然科學知識, 后來因工作需要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 還積極參加了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 接觸了語言學理論, 尤其是深入研究了西方的社會語言學理論。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多元的理論素養是先生社會語言學學術思想的重要來源。


      陳原先生學術思想來源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唯物辯證法, 中國語言學前輩和西方社會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


      先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 有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世界觀, 這必然會影響他對語言現象的觀察與分析。先生一貫具有理論自信, 自稱《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札記》是用辯證唯物史觀研究社會語言現象的第一本著作。在《關于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對象和方法論》 (陳原1998:34) 一文談到“方法論”時, 先生認為社會語言學方法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大面積的調查研究 (利用新技術) ;系統的調查和觀察、隨機觀察。先生在《對社會語言學若干范疇的再認識———古典再出發:回顧與思考》 (陳原1991) 一文中對自己的著述進行了回顧, 檢查是否符合唯物辯證法, 因為先生確信只有在它的光照下, 研究才能更加符合實踐以及更加滿足實踐的需要。


      中國語言學界前輩有關社會語言學研究的觀點和方法對先生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也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如趙元任、羅常培、許國璋等。先生在《<趙元任年譜>代序》 (趙新那黃培云1998) , 《趙元任全集前言》 (趙元任2002) , 《<趙元任學術思想評傳>序》 (蘇金智1999) 等文章中, 高度評價趙元任的語言學研究成果, 多次提到自己受趙元任的影響。羅常培《語言與文化》 (羅常培1989) 對先生也有深刻的影響。《語言與文化》書中有一章講“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 先生《社會語言學》第十一章“從語言變化探索社會生活的圖景”, 隱約可見從羅先生那里得到的啟發。


      西方社會語言學家對先生社會語言學理論框架的形成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特魯吉爾、布賴特和費希曼。是特魯吉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引導先生走向社會語言學這一學科 (柳鳳運等1997:51) , 先生在《關于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對象和方法論》 (陳原1998:35) 中認為特魯吉爾確定的六個社會語言學研究對象 (階級、民族、種族、性別、地域、語境) 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布賴特的語言與社會共變說 (Covariance) 為先生所接受并加以發揮。先生認為, “共變”論是布賴特第一次提出來的, 社會語言學要探索的許多問題, 都可以歸入“共變”的范疇 (陳原1983:4) 。費希曼的宏觀社會語言學研究對先生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主要體現在《語言和人————應用社會語言學若干探索》一書中。先生稱費希曼是當代社會語言學開山祖之一 (陳原1994) , 并且接受和采用了費希曼的“應用社會語言學”的概念。


      五、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影響


      陳原先生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享譽海內外, 在社會語言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語言與社會生活》1979年4月香港三聯書店初版, 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出版, 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11月收入“三聯精選”文庫再版。日本東京學藝大學、日中學院、愛知大學的松崗榮志、陳立人、白井啟介、刈間夕俊四位譯成日文1989年在日本東京凱豐社出版。2001年2月, 臺灣商務印書館作為“OPEN1———最前端的思想浪潮叢書”出版了《語言與社會生活》《在語詞的密林里》《語言與語言學論叢》等三本書。


      《語言與社會生活》出版后得到中國語言學界老前輩呂叔湘、葉圣陶的肯定。呂叔湘先生 (1980) 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讀后》的介紹文章, 稱贊該書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好書, 并且專門就陳原先生所論述的“洋涇浜英語”“語言靈物崇拜”“語言塔布”等重要問題進一步補充發揮。


      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宗炎教授在《社會語言學》一書出版后在《讀書》雜志發表書評 (王宗炎1984) , 稱這是一本有特色的語言學著作。王宗炎認為該書有三個明顯的特色。


      語言學家寫書, 一般力求嚴謹, 可是往往陷于枯燥晦澀。作者打破常規, 放筆直書, 無格格不吐之病。這是特色之一。有的語言學家功底深厚, 但是視野狹窄。作者興趣廣泛, 談起學問來, 新的如信息論、符號學、模糊數學, 老的如詞典學、民俗學、人類學, 他都有話可說, 而且說得比別人清楚。這是特色之二。社會語言學牽涉到哲學問題、文學問題、歷史問題、政治問題、心理學問題。這些問題很復雜, 有的還很敏感。由于潛心研究過馬克思主義, 作者對于許多問題都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例如摩爾根的《古代社會》, 大家知道曾受恩格斯的贊賞, 可是作者根據中國的歷史事實, 指出其中有某些臆說 (244—245頁) 。如此實事求是, 是難能可貴的。這是特色之三。


      美國社會語言學家馬歇爾 (David F.Marshall) 在費希曼主編的《國際語言社會學學報》第81輯 (1990) 的致謝和導言上都極力推崇陳原先生, 說陳原先生毫無疑問是中國社會語言學這一學科的主要創建者, 《語言與社會生活》和《社會語言學》這兩部書是中國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著名方言學家張振興 (2016) 認為中國社會語言學走了一條與西方社會語言學不同的道路, 功勞是陳原先生的。張教授說, “中國社會語言學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 中國社會語言學的興起比較晚了, 著名語言學家和出版家陳原先生為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陳原先生1979年出版了《語言與社會生活》, 1983年出版了《社會語言學》。后來這兩書同時收入《陳原語言學論著》卷一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 這兩本著作標志著中國社會語言學已經開始走向成熟。”“陳原先生學識豐富, 廣征博引, 文采飛揚, 舉例就在你身邊, 他這兩本著作很快風行學界, 很為中國社會語言學立綱張目。最近二十來年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發展, 基本上是沿著這個方向走的。”


      六、結語


      陳原先生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影響不僅僅在社會語言學界和語言學界, 先生的學術思想對中國的文化界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香港學者陳萬雄在《陳原:中國近代文化啟蒙的“殿軍”》的演講中稱陳原先生是“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 也是近代革命知識分子最后的奠基人”;“他是一種現代形態的, 對西方、對世界有全面認識、受過教育的革命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體是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體力量。這批人最大的特點, 我覺得是他同時將整個中國的歷史責任放在自己心上, 一個是救亡, 另一個就是啟蒙, 這兩重目標是同時進行的, 陳原就是這樣的人” (陳原等2008) 。


      2018年是陳原先生誕辰100周年, 北京商務印書館和有關部門將舉行相關紀念活動。先生的學術思想, 尤其是社會語言學的學術思想, 將會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芒, 引領我們取得更多更扎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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