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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恩斯坦對語言社會學的認識與貢獻-凈溪知網查重

    時間:2020-01-12 13:27:37 編輯:凈溪知網查重

     摘    要: 文章通過對伯恩斯坦學術思想淵源的梳理發現,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功能語義觀和社會符號學為伯恩斯坦早期的語言語碼研究提供了宏觀的語言學框架, 薩丕爾、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人類學和維果茨基的文化—歷史心理學開啟了語言研究的“文化轉向”, 米德、涂爾干等學者的社會學思想的融入則把“語碼”推演至教育話語的高度。這種跨學科的語言研究是20世紀社會學的“語言轉向”的必然結果, 為語言/話語研究搭建了一個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溝通的橋梁, 也為探究語言、心理、現實三者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域。


      關鍵詞: 伯恩斯坦; 語言社會學; 思想淵源; 系統功能語言學;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Basil Bernstein's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study shows that Bernstein's early language investigation is based 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which sets an overall framework for his linguistic code research. A“cultural turn”is taken within the notion of“code”with the insights fro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and Vygotsky's cultural-historical psychology. Later, George Mead'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Durkheim's social labor division theory help Bernstein develop his linguistic stud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pedagogic discourse theory. Bernstein'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n language is one of the outcomes of the“linguistic turn”in sociology in the 20 th century,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discourse as well as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language, mind and reality.


      Keyword: Basil Bernstein;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引言


      巴茲爾·伯恩斯坦 (Basil Bernstein) 是20世紀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 學術思想涉及多個學科領域, 在語言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教育話語理論等方面建樹卓越, 其作品“被社會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學家而熟知”[1](1)。伯恩斯坦的主要成果收錄于四卷本論文集《階級、語碼與控制》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和《教育、符號控制與身份:理論、研究、批評》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Theory, Research, Critique) 一書。從個人學術發展史的角度來看, 伯恩斯坦的語言社會學思想孕育于社會語言學調查, 其間受到系統功能語言學家韓禮德 (Halliday) 和哈桑 (Hasan) 的重要影響, 創造性地發展了“語碼” (code) 的概念;而后從文化—歷史心理學家維果茨基 (Vygotsky) 和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薩丕爾 (Sapir) 、沃爾夫 (Whorf) 等學者的作品中汲取營養, 把言語使用研究推演到社會文化層面, 使“語碼”具備了社會符號功能。不僅如此, 伯恩斯坦深受后結構主義社會學的影響, 特別是福柯 (Foucault) 的話語與主體思想, “語碼”被賦予了結構與歷史的雙重屬性, 教育話語理論應運而生。然而, 由于伯恩斯坦學術思想來源的駁雜性, 加之其文字相對艱澀、觀點又多以論文集的形式呈現, 國內外對他的主要學術思想的解讀呈現出一個多維度、跨學科、多元化的研究局面, 其中也不乏相互對立的觀點甚至是誤讀與批評。因而, 有必要從學理上梳理伯恩斯坦語言社會學理論的思想淵源和發展軌跡, 梳理理論體系的內部邏輯, 同時把它置于整個后現代主義社會學宏觀語境下, 考察他的語言社會學思想的理論價值和意義。


      一、與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對話與融合


      (一) “社會學研究中心”:對話緣起與理論互補


      伯恩斯坦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倫敦大學主持開展“社會學研究中心” (Soci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 并親任主任一職。哈桑作為該中心的研究員直接參與了伯恩斯坦早期的言語行為調查研究, 韓禮德亦于1963年來到倫敦大學任職并兼任“交際研究中心”主任 (Head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re) , 他本人也曾被邀請參加社會學小組的討論。可以說, “社會學研究中心”是伯恩斯坦與系統功能語言學對話的緣起, 對伯恩斯坦整個理論體系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一方面, 系統功能語言學把文本、語境、言語功能有機結合在一起, 在語言與功能、語言的形式與內容及結構與意義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為語篇分析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分析模式而被廣泛用于各類話語的分析和解讀。伯恩斯坦早期的經驗主義言語行為調查正是在韓禮德的階與范疇語法理論的指導下展開的, 并由此開啟了他的“語碼”理論和語言社會學研究[2](12)。通過對語言使用、語言變體、教育話語的考察, 伯恩斯坦把家庭、學校視為個體社會化的重要機構 (agent) , 分析它們背后隱匿的因階級關系差異而導致的社會控制和權力關系, 并借助結構主義社會學的分析方法, 推導教育話語的宏觀結構, 這就是伯恩斯坦整個語言社會學的基本路徑。只不過他的研究重心逐漸轉向為語碼及教育話語理論尋找一個社會學的解釋, 并試圖把一切籠統地歸因于勞動分工下的階級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控制與權力關系而忽略了對語碼、知識、話語、控制的載體—語言本身的研究, 這種“空中樓閣”式的話語建構曾被冠以“語言虧缺論”而飽受批評, 這也是英國“左翼”和“右翼”共同抨擊他的原因所在。在這一點上, 韓禮德的社會意義觀[3]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伯恩斯坦在語言理論上的不足。依據韓禮德的社會符號思想, 語言并非中性的存在和經驗的“載體”和“導管”, 相反, 語言參與經驗的建構與組織, 反映說話者的社會地位, 因而對語篇的分析不僅可以觀察、評估語言使用者對語言結構的選擇和意義的實現形式, 還可以揭示語言使用差異背后的社會文化、階級與權力關系。這一思想無疑可以為伯恩斯坦的教育社會學提供語言學層面的解釋, 從而佐證、驗證他的教育話語理論。


    伯恩斯坦對語言社會學的認識與貢獻


      (二) 元對話:對話學理與互利性


      哈桑[4](22)[5]從學理的角度探討了二者元對話性 (meta-dialogism) 得以可能的條件。她認為系統功能語言學和伯恩斯坦的語碼理論都屬于“動態開放型” (exotropic theory) 理論, 二者具有共同、互利的社會關切, 即語言和社會語境, 這既是對話的起點, 又是對話的歸宿———“語碼理論試圖解釋社會;而社會本質上是語言的, 正如語言本身植根于社會一樣”, 它們都把語言作為出發點, 在社會語境下探討意義的社會實現。不同之處在于, 系統功能語言學是語言學理論, 其目的是解釋語義的社會生成與變化;后者本質上是社會理論, 通過對語言使用的研究, 揭示文化傳遞與再生產同社會系統的維系與變革。二者互利的前提在于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社會性, 這與它的社會語言學淵源是分不開的[6]。早在1985年, 澳大利亞學者克里斯蒂[7] (Vii) (Christie) 在《語言、語境與語篇:語言的社會符號視角》一書的前沿中就明確指出, 韓禮德的語言學理論本身是一種“社會理論”, 語言作為社會符號, 不僅僅是反映世界的工具, 而是作為一種人類活動和“社會事實”發揮社會功能, 用于經驗識解、關系建構、身份認同等社會意義。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社會符號學不同于斯多葛學派 (Stoicism) 孤立的、原子論式的符號學研究, 也有別于索緒爾 (Saussure) 對語言符號的系統內部關系的結構主義方法, 相反, 它是以意義為導向, 在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雙重視域下探討作為意義系統 (a system of meanings) 和社會意義 (social semiotic) 的語言系統與社會系統中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 “這種人種學—描寫性的 (ethnographic-descriptive) 語言學傳統源自索緒爾和葉爾姆斯列夫 (Hjelmslev) , 馬泰休斯 (Mathesius) 和布拉格學派, 馬林諾夫斯基 (Malinowski) 和費斯 (Firth) , 博厄斯 (Boas) 、薩丕爾和沃爾夫”[3](5)。植根于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具有三大優勢:意義驅動性, 即功能的而非句法的;書面語研究和口語研究并重;重視語境在語篇生產與理解中的作用[8] (IV) , 對話語/語言使用與社會語境的終極關懷, 是系統功能語言學與主流語言學的根本分野之所在, 也是它與伯恩斯坦社會學理論對話的理論基礎。


      二者對話的互利性對于系統功能語言學尤其是它的社會符號學同樣意義深遠, 韓禮德對伯恩斯坦本人以及他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貢獻不乏譽美之辭。他[3](37)在與帕雷特 (Parret) 的討論中從“工具性”和“自治性”兩個方面總結了伯恩斯坦的語言社會學思想對他的語言學理論的重要影響。首先, 對于伯恩斯坦的社會學理論來說, 語言至關重要, 它不僅僅是一個額外的可供選擇的附屬物 (optional extra) , 而且是它的重要成分 (essential component) , 語言對于我們如何解釋社會系統在文化傳遞過程中的維系和演變發揮著關鍵作用, 因而他的社會學理論可以為語言的社會角色提供一個社會學的解釋;其次, 我們可以借助他的社會學知識回答諸如“語言何以如此”這樣有關語言本體論的問題。故此, 韓禮德[3](87)認為, 伯恩斯坦的語碼理論既是語言理論, 又是社會理論。


      二、結構主義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的學養


      伯恩斯坦的社會學思想成功擺脫二戰后英國社會學研究中的費邊主義 (Fabianism) 和本土主義 (Provincialism) 的窠臼, 逐步走上歐洲結構主義社會學的道路, 他的社會學的兩個核心概念“架構” (framing) 與“分類” (classification) 直接來源于涂爾干 (Durkheim) , 并有機融合了馬克思 (Marx) 、布爾迪厄 (Bourdieu) 、道格拉斯 (Douglas) 、阿爾都塞 (Althusser) 等社會學家關于社會等級、語言社會性、意識形態等社會學思想。具體而言, 法國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干對社會分工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的變革的闡述萌發了伯恩斯坦把教育作為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來研究的靈感。對于此, 伯恩斯坦[9](4)特別指出:《社會分工論》是語碼研究的起點;關于《社會分工論》對他的影響, 伯恩斯坦[9](6)寫到, “最為最要的是, 它 (《社會分工論》) 明確地在社會語言學和教育知識的傳遞結構之間建立了聯系”, 涂爾干的社會學思想“可以作為理解‘社會性’ (social) 這個術語的涵義的來源”[9](16) (斜體為原文作者所加) 。涂爾干對社會分工、社會團結以及自殺等社會事實的二分模式的研究以及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為伯恩斯坦的語碼研究和教育話語分析提供了一個參照性的分析框架和建構模型, 特別是“分類”和“架構”這兩個概念的引入, 為伯恩斯坦的語言語碼過渡到教育語碼鋪平了道路。


      此外, 美國社會學家米德 (Mead) 的符號互動理論同樣為伯恩斯坦的語碼的符號化注入了新的靈感。在米德[10](78)看來, 語言“不是簡單地用符號表征預先存在的語境和物體, 相反, 它使語境和物體的存在成為可能, 因為它屬于創造語境和物體的機制的一部分”;語言是社會自我和社會心理的構成要素, 語言作為中介, 參與諸如“象征”和“對話”等符號交際過程。然而, 盡管米德已經注意到語言作為社會過程的重要社會意義, 但是他并沒有對語言符號做出系統的描述, 也沒有具體討論語言對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就此而言, 文化人類學和人種學的言語 (speech) 研究則更為具體, 他更多地吸收了薩丕爾和沃爾夫關于語言、文化和社會心理的研究并結合古典社會學研究中的分工、生產、階級、控制、社會關系等要素, 把語言視為社會現實建構的中介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 探究語言使用是如何建構社會結構, 社會個體、角色與身份。此外, 維果茨基和魯里亞 (Luria) 的文化—歷史心理學同樣為伯恩斯坦的社會學提供養分, 二者對兒童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研究以及種系發生和個體發生的論述給予他“巨大震撼”[2](5), 伯恩斯坦借用心理學中“話語作為取向和規制系統”的概念用于他的語碼研究, 進而把語言同意識發展有機聯系在一起。以上學者的語言哲學思想幫助伯恩斯坦解決了語言與思維、自我、存在、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 也為他的語言經驗研究提供了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上的支撐。


      三、語言的“失落”與社會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


      肇始于19世紀末興盛于20世紀60年代的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把語言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維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就宣稱一切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11](63), 海德格爾 (Heidegger) 則更加徹底:“詞語破碎處, 無物存在”[12](151)。伴隨著語言學的轉向, 催生出兩大相互對立的哲學思潮:無論是分析哲學對語言形式的邏輯研究或者是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對日常語言的語用分析, 抑或是人文主義者宣稱的語言的本體論意義或者詩性語言研究, 語言力圖擺脫傳統形而上學的“工具”屬性, 實現從“語言工具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蛻變, “思維—存在”這個一直困擾著西方哲學的千年老題轉化為“語言—存在”的關系問題, 語言哲學取代主體哲學和意識哲學, 宣告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它直接推動西方哲學從認識論到語言論的重大范式轉移, 在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眾多領域引發了一場“哥白尼”式的思維革命, 給20世紀的哲學、人類學、美學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 它在社會學領域似乎沒有立即產生共鳴, 而是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介入、參與、吸收的演化過程。


      西方近代社會學始于法國古典社會學家孔德 (Comte) , 他第一個明確了社會學的定義并提出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 這一理念經過涂爾干的繼承和發揚, 逐步確立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研究范式, 他因而也被稱之為“社會學之父”。涂爾干作為古典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之一, 畢生致力于闡釋、完善對“社會事實”進行科學、實證研究的程序和方法。在涂爾干這里, “社會事實”被定義為“一切行為方式, 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 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 或者換句話說, 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 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 都叫做社會事實”[13](34)。涂爾干重點研究了宗教、法律、自殺、道德、集體意識等物質性和非物質性社會事實, 但是語言作為一種非物質性社會事實并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韋伯 (Weber) 的理解社會學以社會行動作為出發點, 把分析的中心放在人類個體行動上, “研究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人類行動者們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所采取的行動的主觀目的”, 因而, 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如何理解“行動者的行動的意義”[14](3)。顯然, 與孔德和涂爾干相比, 韋伯的社會學已經把注意力轉移到對社會中的人的行為的研究, 依據行為的“合理性”探索行為的“理想類型和理性依據”, 并把“社會行動的研究上升到社會理性結構、制度和權威結構, 以及社會控制模式層面上”[15](177), 因而這種對社會現象的理性批判和對理想類型的追問自然脫離了經驗生活和語言使用, 因而也沒有涉及對語言的專門研究[16]。早期社會學剛剛脫離哲學成為獨立的學科, 無法徹底擺脫舊形而上學的束縛, 最終難免會滑入對社會何以可能以及對社會本質的抽象追問, 試圖尋找一個普遍、永恒的社會結構和本質, 語言依然是人們認識社會的工具, 它作為社會現象和日常行為并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和認可。


      一般認為, 第一個把語言問題直接引入社會學研究的是美國實用主義和符號互動論的實際奠基人米德。米德從發生學和進化論的意義上研究了生物學個體在社會環境中的個體意識的社會化過程, 也即“個體通過有意義的姿態 (gesture) 與他人進行溝通所經歷的社會過程”。“姿態”是米德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 語言作為聲音姿態 (the vocal gesture) 和有意義的符號在生物個體的心靈成長和社會化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個體正是通過語言意義的自我溝通來實現自我的社會化, 思維才得以形成, 用他自己的話說, “只有以作為有意味的符號的姿態為基礎, 心靈或者智力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因為只有根據那些姿態與他自己進行的一種已經內化的或者說潛在的對話才能出現”, 思維的本質就是“對我們在社會過程中與其他個體進行的外在姿態對話的內化”[17](51)。也就是說, 心靈或思維產生于社會個體與他人在社會言語互動之經驗積累, 自我概念、社會習俗、社會關系被內化, 這一過程也就是社會性符號互動內化的過程, 也正是在此過程中生物個體完成由個體自我到社會自我的轉變:兒童通過“玩耍” (play) 和“游戲” (game) 不僅學會有意義的語言符號互動, 掌握語言的社會意義, 還包括社會個體在進行符號交際過程中存在的社會約定俗成性以及社會個體運用語言進行社會互動的方式, 兒童歷經從一般化的“他者”逐步到自我的轉變[18](29)。盡管米德的哲學社會學對語言的研究只停留在抽象層面, 最終轉向社會心理分析, 并未闡明語言同其他社會現象的聯系, 更沒有論及語言與語言密切相關的非物質性社會事實之間的關系, 比如符號權力、知識傳遞、意識形態、文化生產、道德倫理等, 但是他賦予語言在兒童的心靈發展和個體的社會化以關鍵地位和作用, 這不僅為符號互動論的崛起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也為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語言真正在社會學中獲得主體性地位是在20世紀60年代, 是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關照下的社會學轉型的必然結果, 是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在社會學中的直觀反映, 保羅·利科 (Ricoeur) 的基于現象學和闡釋學的現象學社會學, 哈貝馬斯建立在日常語言學派之上的“普遍語用學”, 以布爾迪厄、福柯、利奧塔 (Lyotard) 為代表的后結構主義社會學等從不同角度闡釋了話語作為“符號權力”的社會建構性、顛覆性以及在文化再生產中的符號中介作用等。劉少杰[16]依據對貝爾[19] (Bell) 對資本主義文化的研究指出, 后工業的來臨為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提供了現實基礎, 因為它的到來把前工業時期和后工業時期的人與自然的矛盾轉移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來, 這種關系的轉變必然導致人際交往的高度發達和思維方式與社會結構的變化, 而語言交往作為人際交往的最基本形式自然受到后結構主義社會學、新實用主義社會學、闡釋學社會學、反觀社會學等當代重要社會學流派的重視。


      四、語言社會學:語言研究的社會學“回歸”


      縱觀20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學研究, 盡管語言逐步擺脫了工具論的束縛, 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把語言作為社會事實納入社會學的范疇, 但是, 在眾多的社會學者當中, 唯有伯恩斯坦等極少數學者賦予語言以本體的地位, 為語言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社會學闡釋機制。伯恩斯坦敏銳地注意到, 盡管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給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碰撞出色彩斑斕的思想火花, 但遺憾的是, 除了涂爾干、韋伯、米德等少數社會學家逐步把目光轉向語言的社會意義外, 人們幾乎忽略了社會學對語言研究的貢獻。即便他們把語言視為“整合或分工現象”, 是“文化傳遞的主要途徑, 社會基因的載體”, 但是伯恩斯坦認為社會學研究對語言的重視遠遠不夠, 同時社會學研究者對話語的人種學研究缺乏系統的訓練, 因而, 他主張語言應該像家庭、宗教、教育一樣作為社會制度獨立研究。伯恩斯坦關于語言與現實之間關系的思考更多受到文化人類學家的影響, 尤其是馬林諾夫斯基和薩丕爾對語言與社會心理、現實、文化之間關系的論述。薩丕爾[0]直言宣稱, 語言作為完美的符號系統, 通過均勻介質表征、指稱經驗和意義, 是細致入微的意義的載體;語言不能脫離現實行為和直接經驗, 彼此并非平行對立, 而是相互滲透。同樣, 薩丕爾對語言的功能、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的論述也不乏洞見:語言的功能植根于整個人類行為之中, 語言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社會化的方式, 語言為人的社會化提供巨大能量。尤為重要的是, 薩丕爾已經注意到語言在文化積淀、歷史傳承、個性心理塑造和社會團結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諺語、歌詞、民謠、家譜、藥材配方、祈禱儀式等無不體現出語言對文化的保護功能和文化傳承對文字的依賴性。他還特別指出, 很少文化能像中國古典文化和希伯來猶太文化一樣把文字視為現實的“終極單位” (ultimate unit) , 表征事物和個體經驗。薩丕爾的語言文化觀和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的語言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盡管洪堡特 (Humboldt) 的語言觀不乏浪漫主義情懷, 他卻極富創見地把語言與民族精神交織在一起, 語言不是各民族的產品 (ergon) , 而是各民族獲得一份饋贈, 語言都包含著一種世界觀, 也就是說“語言絕不是產品, 而是一種創造性活動”[21](54)。另一方面, 伯恩斯坦不認同沃爾夫的語言決定論, 即人們的“話語方式” (fashioning of speaking) 及話語的“慣用結構” (frame of consistency) 塑造語言使用者身處的文化進而決定整個社會關系。相反, 伯恩斯坦采取折中的方式, 認為社會結構的改變影響人們的話語方式, 進而塑造或者改變文化結構, 據此可以看出, 伯恩斯坦強調言說的社會基礎, “語碼”起著維果茨基所說的“符號中介” (semiotic mediation) 的作用:“符號的使用把人類引向一種特殊的行為結構, 這種結構脫離生物學的發展, 創造出全新的基于文化的心理過程模式”[22](40)。對于維果茨基來說, 符號中介對兒童高級心理機能的發展是其他“技術性”或者具體的“人為刺激”無法取代的, 因為符號中介的調節能“改變心理機能的全部走向和結構”。伯恩斯坦的語言社會學思想顯然受到維果茨基心理學的影響, 尤其是關于兒童高級心理機能發展、詞語與思維的關系、符號中介等, 對此, 伯恩斯坦在書中曾數次提及[2(5,96,137)]。不同之處在于, 伯恩斯坦用“知識” (knowledge) 取代了維果茨基理論中的“心理” (mind) , 探討知識和文化的傳遞進而解釋社會結構的內化過程, 二者理論的交集在于“語言”, “社會化”成為他們共同的關懷, 確切地說, 是“語言”在“意識發展”或者說“社會化”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伯恩斯坦通過語言搭建了一個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溝通的橋梁, 為我們探究語言、心理、現實三者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可能;他的語言社會學把語言視為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社會事實”, 并賦予本體研究的地位, 成為語言研究的社會學“回歸”的一個重要標尺。


      五、結語


      伯恩斯坦的社會學理論發端于涂爾干學派并最終與歐洲結構主義匯合, 尤其是法國的社會學理論, 與植根于社會學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具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5], Karabel和Halsey[23](62)認為伯恩斯坦的思想其實是“一個新綜合的先驅”。從理論演進的角度來看,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功能語義觀和語境思想為伯恩斯坦早期的語言語碼研究奠定了宏觀的語言學框架, 人類學不僅為他的語言社會學理論提供人種學的研究方法, 還為他開啟了話語研究的“文化轉向”, 而維果茨基的高級機能發展理論及符號中介思想則把語言同意識成長緊密聯系在一起, 涂爾干的社會學思想則把語言語碼推演至教育話語的高度。從理論的宏觀時代背景來看, 伯恩斯坦顯然是受到20世紀“語言學轉向”的影響, 屬于人文主義的研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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